近年來，關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議題的討論不斷，若干論者認為，目前已 走向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有論者甚至宣告全球化已死，全球經濟正朝兩 極化、多極化，甚至零碎化(fragmentation)發展；惟亦有人認為，全球化仍持續 進行，但須重新定義其內涵。
全球化乙詞，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的定義，係指透過商品、服務及資金 的跨境流動，導致世界經濟日益一體化的過程，為人類創新及技術進步的結果， 有時亦包括人員(勞動力)及知識(技術)的跨境流動，以及更廣泛的文化、政治及 環境方面的交互影響。
1989 年經濟學家 John Williamson 提出「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 強調總體經濟紀律、市場經濟及對全球開放。「華盛頓共識」基於自由市場(free market)的原則，倡議民營化(privatization)、利率自由化(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 及貿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等政策，亦可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自 1990 年代以來，受「華盛頓共識」影響，開發中經濟體與轉型期經濟體逐步 開放市場、擁抱全球化，促成了全球化的蓬勃發展。
歷經 1990 年代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帶來全球高度經濟整合及跨國產業專業 分工，有助於全球所得增加、整體生產力提升、貧窮率降低、通膨走緩；不過， 全球化亦帶來先進經濟體製造業工作機會流失、許多國家面臨貧富差距擴大等 問題，從而引起對全球化的不滿與反對聲浪。哈佛大學經濟學家 Dani Rodrik 早 於 1997 年即示警：自由貿易的總體面經濟效益雖顯而易見，但個體面卻不是如 此；若無法落實所得重分配，經濟學家所聲稱的全球化好處，與非經濟學家的 實際感受，將產生巨大的落差；自由貿易會使獲益民眾與受損民眾對立，後者 將抵制全球化，從而引發民粹主義(populism)。
Rodrik 亦曾提出世界經濟的政治三難困境(trilemma)。全球化迄今的發展， 似印證了 Rodrik 的預言，各國逐漸走向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例如中國大陸 歷經過去的改革開放後，近年業已調整其經濟發展路線；為防止民營企業及資 本主義(capitalism)在全球化發展中過度壯大，以致對既有體制形成挑戰，中國大
陸一度轉向「國進民退」，並加強產業監管(例如要求對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集
團進行整頓改革)。至於過去如美國等曾長期擁護自由貿易的國家，已漸朝向重 視國內產業政策的方向邁進；本(2023)年 4 月以來，美國政府更提出「新華盛頓 共識」(new Washington Consensus)，強調去風險化(de-risking)、政府政策介入的 概念，凸顯對全球化快速發展的反思。
一般認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全球化已減速，加上近年美中爭端、 COVID-19 疫情及俄烏戰爭，更使安全與韌性(resilience)備受重視，主要國家推 動供應鏈在地化、區域化及多元化發展，重新調整全球化腳步，導致全球化進 一 步放 緩， 並重塑 各國 貿易 及投 資結構 ，形 成內 涵有所 轉變 的新 全球 化 (newbalization)。
以下簡述全球化發展進程與反思；再說明我國廠商因應變局的全球生產布 局與相關資金流向之變化，以及我國銀行隨台商調整供應鏈布局，增加相關存、 放款業務、擴充海外據點以擴大經濟腹地來提高營運能量；最後為總結，並提 出在全球經貿新變局下宜持續關注的議題。
一、全球化發展進程與反思
(一)全球化發展進程：全球金融危機前達高峰，近來已放緩
1980 年代全球化開始盛行；1990 年前後，伴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柏林圍 牆倒塌、蘇聯瓦解等國際重大事件發展，並受惠於科技進步、運輸成本下降及 貿易壁壘逐漸消除，以及 2001 年中國大陸加入 WTO 成為全球生產基地等，全 球化蓬勃發展。
惟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成長走緩，保護主義抬頭，加以中國 大陸推動經濟「再平衡」結構改革及「中國製造 2025」，提高自給率，美國亦推 動製造業回流與採取貿易保護措施，全球化腳步趨緩。
復以 2018 年起，美中貿易爭端不休，加以 COVID-19 疫情、供應鏈瓶頸， 凸顯核心生產基地過度集中之脆弱性；尤其 2022 年爆發俄烏戰爭，持續推升地 緣政治風險，使世界經濟加速供應鏈分流、在地化、區域化發展，致全球化進 一步放緩。
(二)全球化發展的效益：帶來全球所得增加、貧窮率下跌、通膨走緩等總體面經
濟效益
全球化發展下，全球貿易、資本及勞動力自由移動，有助提升經濟效率， 提高整體生產力及所得。1990~2022 年，全球商品及服務進出口額增加約 7.1 倍， 貿易成長則帶動全球 GDP 擴増約 4.4 倍。全球數億民眾因自由貿易脫離貧困， 貧窮率由 1990 年的 37.9%，大幅降至 2019 年的 8.5%；其中，東亞及太平洋地 區的貧窮率降幅尤大(由 65.8%降至 1.2%)，獲益甚鉅。
全球化快速發展下，各國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s, GVC)； 中國大陸所生產之國內附加價值出口金額鉅幅增加，至 2020 年已超過美國，且 為 1995 年的 19.5 倍，係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美國則因製造外包，2020 年 金額僅為 1995 年的 2.5 倍。在全球貿易體系下，美國向中國大陸大量購買商品， 致對中國大陸存在龐大的貿易入超。至於 2020 年台灣、德國及日本的國內附加 價值出口金額分別為 1995 年的 2.8、2.4 及 1.5 倍。
此外，全球化使貿易與金融加速整合、供應鏈的生產移轉至低成本地區， 有助於拉低先進經濟體通膨，維持通膨低且穩定，形成全球通膨大溫和時期 (Great Moderation)。
(三)全球化發展產生的衝擊與反思
1.全球化發展產生的衝擊：衍生先進經濟體製造業工作機會流失、許多國家所 得與財富分配不均惡化等個體面問題
在全球化及技術進步下，全球勞動力大増、生產外包(outsourcing)帶走先進 經濟體的中低階技術工作機會。伴隨全球化，也導致許多國家國內的所得分配 不均擴大；其中，全球所得分配底層 50%的人口(主要是新興市場人口)及頂層 1%的人口(先進國家的高所得家庭)，其所得均大幅成長，受益最多；而全球所 得頂層 1%之所得成長，即占總成長的 23%，惟全球所得底層 50%者之所得成 長，僅占總成長的 9%。至於富裕國家中低所得階層的所得成長相對落後，為全 球化的受害者。全球化亦加劇財富分配不均；2012~2021 年，最富有的 1%人口 掌握全球新增財富約半數。
2.對全球化快速發展的反思：若一國過度追求全球化，將會限縮自身政策空間
- Rodrik 的「三難困境」(Trilemma)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 Rodrik 於 2000 年提出世界經濟的政治三難困境，在全 球化與民主政治不相容的前提下，全球化出現矛盾；即一國無法「同時」、「完 全」擁有涵蓋「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民主政治」與「國家主權」， 只能取其二者。鑑此，其並預言，未來 20 年全球經濟可能走向各國政府訴諸保 護主義。歷經 2016 年英國脫歐(Brexit)、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等事件後，有論者認 為，2016 年堪稱羅德里克時刻(Rodrik moment)。
面對全球化矛盾，Rodrik 認為，各國有權保護其制度性安排，並捍衛相關 管理措施的完整性；通往繁榮的路不只一條，各國應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制度。
- Palley 的「兩難問題」(Dilemma)
美國前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首席經濟學家 Thomas I. Palley 指出，不 論一國的政治決策過程為民主或獨裁，皆可追求全球化；全球化並非自然形成， 而是經過設計，因此有不同面貌，反映出不同的政治偏好。
Palley 主張，隨全球化提高，將限縮一國政策空間及政策目標可達成範圍；
「三難困境」實際上應為「全球化提高」與「國家政策空間降低」之「兩難問 題」。
Palley 亦認為，全球化除限縮國家政策空間外，亦會扭轉國家政策空間及 組合1。此外，全球化將帶來政策鎖定(policy lock-in)效果，即一國政經結構受全 球化發展而定型，致逆轉或取消原政策的代價高昂。例如，企業在全球化過程 中已投入大量成本，如重新布局、建廠等所費不貲，將傾向說服政府留在全球 化體系。為了解決全球化造成之外部性(如氣候變遷)和逐底競爭(race-to-the bottom)問題2，有賴主要經濟體透過國際政策協調(如國際締約)，來制定基本規 範。
(3)面對全球化帶來的問題，近年美、中均重新調整全球化的腳步，祭出不同因 應政策
1 例如，當一國追求超全球化時，其強調解除市場管制，反對政府干預，主張資本完全自由移動，此政策將 不利該國國內勞工權益及部分產業，進而可能引發國內政治動盪和不穩定，及影響其政策走向。另當一國 著重保障國內勞工及產業時，其政策則較傾向政府管制、提倡社會福利，以及反對貿易自由開放；使得該 國在加入全球化體系，其各項開放市場之措施將相對謹慎。
2 逐底競爭係指各國政府為吸引外資，常競相降低稅率、工資、勞動條件、環境保護標準，以減輕投資者的 經濟負擔、極大化商業利潤。如此會侵蝕既有勞動市場和金融市場之規範，並損害公司治理和社會福利。
美國由於製造業就業機會流失、對中貿易逆差擴大及貧富不均擴大等問題，
歐巴馬總統力倡製造業回流美國，川普更採行具保護主義色彩措施，引發美中 貿易衝突。當前為加強經濟、國家、能源與氣候等各方面安全，「拜登經濟學」 (Bidenomics)支持針對性投資，美國改變過去大力支持自由貿易的態度，漸轉向 重視國內產業政策；此除反映「全球化提高」與「國家政策空間降低」之兩難 問題外，亦陷入兩強相爭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3。近來美國與 若干西方民主國家結盟，以「降依賴、去風險」的倡議，力求與中國大陸抗衡。
中國大陸方面，2011 年後調整經濟發展路線，推行轉向內需的「再平衡」 經濟結構改革，2015 年進一步訴求躋升製造業強國的「中國製造 2025」。伴隨 全球化發展，資本主義向前推進，恐與中國大陸體制產生衝突；為避免民營陸 企(尤其是科技巨擘)在全球化發展中日漸壯大，中國大陸除強化產業監管外，並 強調「反壟斷」、促進「共同富裕」，加強對民營企業的整治等。
二、全球金融危機後，全球化減速，重塑各國貿易及投資結構
(一)全球供應鏈分流、朝在地化發展，對外直接投資趨於零碎化 當前各國貿易及對外直接投資(FDI)的對外連結程度仍高，惟增速緩慢。全
球實質商品及服務輸出入對 GDP 比率由 2018 年之 62.3%緩升為 2022 年之
62.9%，全球 FDI 存量對 GDP 比率亦由 2018 年之 43.4%緩升為 2022 年之 44.5%。 此外，隨全球供應鏈分流，2018 年後，各國高科技產品在地化生產更明顯。
2018~2021 年全球電子產品產出年增率 8.7%，高於其進口年增率 7.2%；此與
1998~2008 年全球化快速發展時期，電子產品進口年增率 8.7%，明顯大於產出
3「修昔底德陷阱」係指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亦勢將回應這種威脅，讓戰爭不可避 免；過去 500 年中，新崛起的強權挑戰舊強權的實例共有 16 次，其中的 12 次是訴諸兵戎，兩敗俱傷，僅 4 次以和平告終。見 Allison, Graham (2017),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Mariner Books.
年增率 5.5%，形成對比。
2018 年起，隨歐美限制企業對中國大陸關鍵經濟領域的投資及出口，加以 中國大陸經營環境惡化，全球 FDI 趨於零碎化；全球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趨緩(對 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投資的減緩程度最為明顯)，而在美中爭端下，東協同時為 中國大陸產業整合及美國策略聯盟的夥伴，則吸引全球 FDI 的青睞。
2022 年美國自中國大陸進口比重為 16.5%，較 2018 年下降 4.7 個百分點；同期間，自東協進口比重上升 3.1 個百分點。 電子資通訊與機械產品為美中 科技角力焦點，中國大陸在美國 市場該類產品比重下降尤其明 顯。出口比重上升 3.0 個百分點。此 現象在電子資通訊與機械產品 尤然。
三、我國廠商因應變局，多元生產布局，強化供應鏈韌性
(一)順應供應鏈重組，台廠進行全球產能調整，擴大在台及東協產能，並為因應 美中衝突，在中國大陸產能則增加供應當地內需比重
2018 年以來，台灣對外直接投資中，投資於東協比重多呈增加，2023 年上 半年比重 18.1%，超過在中國大陸投資比重 17.6%。另根據調查，有進行產線跨 國移轉之外銷廠商，2020 至 2022 年移出產線的地區，主要為中國大陸(家數占 比 81.2%)；擴充及新設產線的地區，分別以台灣及東協為主(各占 60.8%、64.3%)。
隨台商多元生產布局，國內廠商外銷訂單中，在中國大陸生產比重下降 (2022 年與 2018 年相較，下降 7.7 個百分點)，而在東協及印度、台灣、歐美生 產比重上升(各上升 3.3、2.5 及 2.2 個百分點)，反映台廠供應鏈移轉之效應。
美中對立下，台廠在中國大陸產能，採取「在陸生產，銷售大陸」(In China, for China)策略，擴增銷售當地的比重(2022 年升至 27.2%)，而降低再出口至美 國之比重(2022 年比重降至 23.5%，較 2018 年下降 3.4 個百分點)。
(二)隨著半導體成為戰略物資，美、日、歐等主要國家拉攏台廠前往設廠；台灣 半導體大廠多元布局，降低國際客戶對供應鏈中斷風險的疑慮
半導體涉及科技發展、經濟成長及國安等廣泛層面，已成為各國戰略物資， 主要國家相繼以國家政策促進半導體自主化，爭取全球資金至境內設廠投資。 鑒於全球 10 奈米以下先進晶片製造集中在台灣，美、日、歐等國為確保供應鏈 安全，拉攏台灣半導體大廠前往設廠。
四、隨我國廠商多元布局，其對外直接投資與三角貿易跨境資金的地區別流向
也出現變化 我國廠商持續強化海內外營運布局，並靈活運用外匯指定銀行(DBU)及國
際金融業務分行(OBU)帳戶進行跨境資金調度。觀察國人透過銀行匯款地區別
資料(金流資料)的變化，亦可反映出近年我國廠商供應鏈移轉的變化。近年伴隨 供應鏈布局的調整，我國廠商金流的變化，主要呈現在：
(一)對外直接投資項目：隨台廠增加對東協與美國投資、減少對中國大陸投資， 國人對東協與美國之直接投資淨匯出比重增加，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淨匯出 比重則減少
國人透過 DBU 對外直接投資淨匯出中，近年對東協及美國比重增加(與 2014 至 2017 年相比，2018 至 2023 年上半年分別上升 6.9 及 7.9 個百分點)、對 中國大陸比重則下降(9.8 個百分點)，反映出台廠全球布局地點的消長。
(二)三角貿易項目：隨台廠擴大在東協的產能，逐漸增加「台灣接單、東協生產、 外銷美國」三角貿易營運，國人對東協與新加坡之三角貿易匯出款比重上升
近年國人對東協的三角貿易貨款匯出款比重增加(與 2014 至 2017 年相比，
2018 至 2023 年上半年上升 4.9 個百分點)，主因近年新興科技應用及疫情推升 全球資通與視聽產品的需求，且東協係我國資通與視聽產品外銷廠商的主要生
產基地之一4。
其中，國人對新加坡三角貿易匯出款比重上升(與 2014 至 2017 年相比，2018
4 2022 年我國資通與視聽產品外銷接單在東協生產比重 5%。
至 2023 年上半年上升 3.7 個百分點)，此反映新加坡的地緣優勢，在全球供應鏈
國大陸產能布局，但國人對中國大
陸的三角貿易匯出款比重居高且 仍增加。主要係因中國大陸仍係我 國最大的海外投資地，以及資通與 視聽產品外銷廠商的最主要生產 基地5；另國人透過 OBU 及香港支 付三角貿易貨款，可能有部分改由 DBU 直接匯至中國大陸6。
五、隨台商擴大東協布局，我國銀行與東協國家之資金往來更密切
(一)隨台商增加在東協布局，國內銀行對東協地區客戶的放款及存款比重均明 顯成長，反映其提供資金協助台商海外投資營運
國內銀行(含 DBU 及 OBU)對東協地區客戶(主要為布局東協之台商)放款比 重由 2017 年底的 8.1%，大增至 2022 年底的 22.9%，反映國內銀行提供資金協 助台商海外投資營運。
5 2022 年我國資通與視聽產品外銷接單在中國大陸生產比重達 72%。
6 DBU 與中國大陸外匯業務已持續放寬並可直接通匯，過去間接透過集團企業設立於低稅負地區轉單公司之
OBU 帳戶或經由香港匯出貨款的需求降低。此外，國際反避稅趨勢下，部分企業簡化集團組織及金流架構， 減少透過 OBU 帳戶匯付。
而隨海外台商將註冊地向新加坡挪移7，OBU 來自新加坡客戶存款的比重
由 2017 年底的 3.6%增至 2022 年底的 15.3%；同期間，自其他低稅負地區客戶 的存款比重則由 72.5%降至 59.4%。
(二)本國銀行隨台商增加東協分支機構據點，擴大經濟腹地，提高營運量能與 獲利
東協國家為近年本國銀行海外布局之重點地區。2023 年 3 月底，本國銀行 共設立 174 家海外分支機構，以東協(51 家)最多，較 2015 年增加 12 家；其次 為中國大陸(30 家)、美國(27 家)及香港(20 家)。東協國家分支機構之資產規模 亦快速成長，2023 年 3 月底達 1.55 兆元；僅次於香港分支機構之 1.81 兆元， 已高於中國大陸分支機構之 1.15 兆元。
隨據點及業務擴增，東協國家分支機構獲利明顯擴大。2022 年獲利達 147 億元新高，占海外獲利之 25.8%，僅次於香港分支機構 215 億元，也高於中國 大陸分支機構之 55 億元。東協國家中，近兩年新加坡分行獲利大幅成長，2022 年獲利創 56 億元之歷史新高，占海外獲利之 9.8%。
東協國家分支機構之資產規模及獲利均已超過中國大陸分支機構，僅次於 香港，反映本國銀行跟隨台商轉進東協布局，提高整體營運量能與獲利。
六、結語
面對近年美中衝突，全球化發展新變局，我國企業藉由產線重新布局
(relocation)至東協國家等海外據點，不僅使對外直接投資與商品貿易等物流發
7 OBU 帳戶多為我國企業境外註冊之子公司或境外關係企業所開立。海外台商將註冊地向新加坡挪移的可能 原因：(1)受到近年免稅天堂施行實質經濟法案影響。(2)因應產業供應鏈調整契機，尤其新加坡政府祭出多 項投資及租稅優惠措施。(3)反送中事件可能降低香港對台商的吸引力。
生變化，亦帶動廠商對外直接投資與三角貿易跨境資金地區別流向出現變化；
而隨台廠供應鏈的多元分流布局，一方面，擴大了台灣的經濟腹地，另方面， 也降低過去高度集中在中國大陸投資生產的現象。
就金融業而言，台灣不同於香港及新加坡等金融中心，均有明確的經濟腹 地(分別為中國大陸、東協)，支撐其金融服務業朝集中式中心發展。長期以來， 台灣的經濟發展係以台灣廠商在國內或全球布局為主，經濟腹地較為分散。而 隨台商擴大東協布局，我國銀行與東協國家資金往來更密切，等同擴大金融服 務業的經濟腹地，提供其發展的新契機。
台灣為小型開放經濟體，與全球經濟整合的程度甚深，過去積極參與全球 貿易更協助我國躍升為高所得國家。近年全球化發展步調調整，對於台灣經濟 前景具有重大意涵，以下幾點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一)主流經濟學觀點偏重全球化帶來互利互惠的總體面經濟效益，卻忽略全球 化有贏家、亦有輸家的個體面分配不均問題，亦忽略全球化恐限縮國家政策 空間，可能引發政經不穩定。全球化宜為有限度、有智慧的全球化；為避免 形成超全球化並緩和全球化造成之外部性和逐底競爭問題，主要經濟體宜透 過國際政策協調來制定全球化之基本規範。
(二)在地緣政治風險及全球供應鏈重組變局下，為我國企業帶來新發展機會，其 以投資與貿易地區分流因應，不但提升台灣的生產韌性，並使台灣的經貿發 展更趨平衡；惟企業也面臨諸多挑戰。企業亟需妥適應變，並搭配政府政策 的支持與協助，讓台灣繼續保持競爭優勢，確立不可取代的地位。
(三)金融業順應供應鏈重組及多元布局，擴大經濟腹地規模，並協助台商籌資， 增進金融服務量能。
1.積極引導台商資金及外資投資進行國內實質投資，擴大金融業的國內業務量 能：此除可帶動國內生產力及薪資提升，促進就業及經濟成長外，亦可擴大 支撐金融業業務能量。
2.提升金融業的國際化程度，擴大海外業務量能：金融業可配合廠商布局調整及 新南向政策，將金融服務帶往各國，擴大經濟腹地；透過 DBU 與 OBU 相輔 相成，發展為台商貿易結算及資金調度中心。
3.新台幣匯率穩定是金融正常運作之基石，對國內製造業營運至關重要，對金融
業穩定發展，亦屬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以亞洲金融中心的香港及新加坡為
例，兩者皆採行維持本幣穩定之匯率制度。
(四)美中爭端使台灣對美國貿易順差擴大，宜持續關注其發展，並避免成為美國 貿易制裁對象。